鄉村多嬌需盡歡

那時候的人，最大的夢想就是“三轉一響”：自行車、縫紉機、手錶，收音機。

能湊齊這四樣的，在村裏就是首富了。

我給您講個具體的事，您就明白了。

去年秋天，何穗香想給李盡歡做件新棉襖。

舊的棉襖已經穿了三年，袖子短了，棉花也板結了，不暖和。

她算了筆賬：

買布，一件棉襖得要八尺布，一尺布三毛二，就是兩塊五毛六。

買棉花，一斤棉花一塊八，一件棉襖得用一斤半，兩塊七。

紐扣、線，加起來一毛錢。

總共五塊三毛六。

五塊三毛六是什麼概念？

何穗香在自留地裏種了點菜，挑到公社去賣，一擔菜賣五毛錢。

她得挑十一擔菜，走十一趟二十裏山路，才能掙夠這件棉襖的錢。

這還不算她耽誤的工分——去賣菜那天，就不能在生產隊幹活，沒工分。

最後，何穗香沒捨得。

她把李大山的一件舊棉襖拆了，裏面的棉花重新彈過，外面的布洗乾淨，染成深藍色，改小了給李盡歡穿。

那件改過的棉襖，袖子還是有點短，但暖和。

李盡歡穿上的時候，何穗香摸著他的頭說：

“等明年，明年小媽一定給你做件新的。”

李盡歡說：

“不用，這件挺好。”

他那時候還不知道，明年，父親就病倒了，家裏更沒錢了。

現在，讓我們回到李盡歡身上，

您可能要問，一個十三歲的農村孩子，怎麼懂得這麼多？

怎麼能在父親去世後，那麼冷靜地說出“這個家我來撐”？

怎麼能在該哭的時候不哭，該笑的時候不笑？

答案很簡單：

李盡歡是重生的。

他不是普通的十三歲男孩。

他的身體裏，住著一個來自二十一世紀的靈魂。

那個靈魂在2023年的一場車禍中死去，再睜開眼時，發現自己變成了一個剛出生的嬰兒——一九六六年，李大山和張紅娟的兒子。

他用了十三年的時間，適應這個時代，適應這個家庭，適應這個貧窮但真實的農村。

他記得前世的一切：互聯網，智能手機，高鐵，外賣。

也記得前世的遺憾：子欲養而親不待，樹欲靜而風不止。

所以這一世，他早早地就開始謀劃。

五歲那年，母親離開，他沒有哭，因為他知道那是必然——父親和母親的性格，註定過不到一起。

八歲那年，繼母進門，他沒有抵觸，因為他知道何穗香是個好人，會善待他們。

十三歲這年，父親去世，他沒有崩潰，因為他早就做好了準備。

他甚至偷偷攢了點錢——靠抓魚、挖草藥、幫人幹活，一點一點攢的。

不多，就十幾塊錢，藏在他床底下的磚縫裏。

這十幾塊錢，在1979年，是一筆鉅款。

足夠買一百斤大米，或者二十斤豬肉，或者給李玉兒交半年的學費。

但他沒拿出來。

時候還沒到。

他要等，等一個合適的時機，等這個家真正需要的時候。

而現在，時機到了。

父親去世，姐姐妹妹離家，家裏只剩下他和繼母。

一個十三歲的男孩，一個三十出頭的寡婦。

在1979年的農村，這樣的組合，註定要被人欺負。

但李盡歡不怕。

因為他不是真的十三歲。

他的身體裏，住著一個經歷過資訊爆炸時代、見識過人性複雜、懂得如何在這個時代生存下去的靈魂。

這一世，他要護住這個家。

護住善良的繼母，護住遠走的姐姐，護住年幼的妹妹。

李盡歡躺在床上，睜著眼睛看屋頂的茅草。

月光從窗戶紙的破洞漏進來，在地上投下幾個模糊的光斑。

遠處傳來幾聲狗吠，很快又沉寂下去。

1979年的農村夜晚，靜得能聽見自己的心跳。

他翻了個身，面朝牆壁。

腦子裏像過電影一樣，閃過前世的畫面：高樓大廈，車水馬龍，手機螢幕上跳動的資訊，鍵盤敲擊的聲音，會議室裏的PPT，銀行卡裏的數字……

然後畫面切換回現實：土坯房，煤油燈，粗布衣，玉米餅子，田裏的泥巴，手上的老繭。

落差太大了。

大到他有時候會懷疑，那場車禍，那個二十一世紀的人生，是不是只是一場夢。

但掌心的溫度是真實的，肚子裏的饑餓是真實的，繼母在隔壁房間壓抑的抽泣聲也是真實的。

這不是夢。

他真的重生在了1979年，一個十三歲農村孩子的身體裏。

李盡歡想大施拳腳。

他腦子裏有太多想法了：改革開放馬上就要全面鋪開，個體經濟要鬆綁，鄉鎮企業要崛起，南下打工潮要開始……

他知道哪些行業會火，知道哪些地方會先富起來，知道哪些政策會出臺。

他甚至記得一些關鍵的時間節點：1980年深圳特區成立，1984年城市經濟體制改革，1992年南巡講話……

這些資訊，放在後世，隨便抓住一個風口，就能實現階層跨越。

但問題是——

他現在是個十三歲的農村孩子。

在朝陽村，在1979年。

這裏沒有電。

整個村子只有村長家有一臺用電池的收音機，晚上照明靠煤油燈，天一黑，世界就陷入一片黑暗。

這裏沒有電話。

要聯繫外界，得走二十裏山路到公社，那裏有一部手搖電話……

但普通農民根本用不上。

這裏沒有互聯網。

資訊傳遞靠口耳相傳，公社的通知要三天才能傳到村裏，縣裏的新聞要半個月才知道，

這裏甚至沒有一條像樣的路。

從朝陽村到公社，是坑坑窪窪的土路，下雨天泥濘不堪，晴天塵土飛揚。

一個十三歲的孩子，在這樣的環境裏，能做什麼？

去公社告狀，說我要創業？

人家會把你當瘋子趕出來。

去縣城找機會？

沒有介紹信，沒有糧票，你連招待所都住不了。

在家搞點小買賣？

1979年，私人買賣還叫“投機倒把”，抓住了要遊街批鬥的。

李盡歡記得很清楚：要到1980年底，中央才會正式發文，允許個體戶經營。

而在這之前，所有私人經濟活動，都在灰色地帶遊走。

他等不起。

家裏等不起。

他必須做點什麼……

但現在，後世那些“一鳴驚人”的路子，在這裏統統行不通。

寫小說？

1979年，文學創作還帶著濃厚的政治色彩，一個農村孩子寫的東西，誰會看？

就算寫了，往哪投稿？

郵局在公社，寄一封信要八分錢郵票——夠買一斤半玉米麵了。

搞發明？

他倒是記得一些簡單的小玩意：太陽能熱水器，簡易篩檢程式，改良農具……但材料從哪來？

工具從哪來？

就算做出來了，誰認？

一個十三歲孩子說的話，有人信嗎？

做生意？

本錢從哪來？

他床底下那十幾塊錢，是攢了三年才攢下的。

這點錢，夠幹什麼？

去公社黑市倒賣點雞蛋？

風險太大，一旦被抓，全家跟著遭殃。

讀書考學？

這倒是一條正路。

但李玉兒已經去鎮上了，家裏供不起兩個孩子讀書。

而且就算他考上了，初中在公社，高中在縣城，都要住校，都要花錢。

他走了，何穗香一個人怎麼辦？

李盡歡第一次感到如此無力。

前世他總聽人說“知識改變命運”……

但在這個時代，在這個地方，知識就像一顆被埋在土裏的種子，沒有陽光，沒有雨水，發不了芽。

他甚至不能表現得太聰明。

一個農村孩子，突然懂得太多，會引人懷疑。

輕則被當成怪胎，重則……他不敢想。

所以這十三年來，他一直小心翼翼地隱藏自己。

該哭的時候哭，該笑的時候笑，該傻的時候傻。

只有在沒人的時候，他才會露出那個不屬於這個年齡的眼神。

在農村，想要出人頭地，只有幾條路：

第一，讀書考出去。

這是最正統的路……

但也是最難的路。

整個朝陽村，建國三十年來，只出過三個大學生。

其中一個還在文革期間被批鬥，瘋了。

第二，當兵。

這是第二條路。

但1979年，中越邊境還在打仗，當兵有生命危險。

而且名額有限，要政審，要體檢，要關係。

第三，招工。

公社偶爾會有招工指標，去縣裏的工廠。

但這種好事，輪不到普通農民。

村長家的親戚，會計家的兒子，早就排著隊了。

第四，嫁個好人家。

這是女孩的路。

李可欣十六了，已經有人上門提親。

媽媽沒答應，說孩子還小。

但李盡歡知道，如果家裏實在過不下去，姐姐可能就得嫁人換彩禮了。

這四條路，李盡歡都走不通。

讀書，家裏供不起。

當兵，年齡不夠。

招工，沒關係。

嫁人……他是男的。

所以，他只能走走一步看一步。